这几天，我家来了位小留学生。和他聊家常时，我顺便了解一下他一年多的留学经历。你猜怎么着，这孩子不抱怨美国的三明治，也不抱怨汉堡包，最让他头疼的事情是语言问题。他说，上专业课时，有些老师讲的内容他根本就听不懂。

想想我刚来美国时的休克状态，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。瞧吧，不管是哪个年代的留学生，谁都得面临尽快适应异国语言这一关。特别是那些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孩子们，应付美国大学的功课实属不易。

出国前，在我就读的首医研究生班，我们的口语老师是位字正腔圆的澳大利亚女郎，听力老师是位英文专业的美女海归。当年，我和她们用英文交谈时，我觉得自己挺行的啊。在北京读研的那几年，我还去过紫竹院的英语角(1988-1989)，也听过北大学子在北外举办的英文演讲比赛(1987秋)。我发现，在和国人用英文聊天儿或者听他们的英文演讲时，我都没什么问题。这怎么一出国，大脑中的英文部件就突然失灵了呢?究其原因，理由各异。在美国校园里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，各种各样的英文口音夹杂在一起，初来乍到，真让人觉得晕乎乎的。比如，我刚来美国时，印度人讲的英语我就经常听不懂。再比如说我导师吧，他是位来自圭亚那的黑人教授。他人虽然特别耐思(NICE) ，性格又朝气蓬勃，但遗憾的是，他的英文带有他家乡的口音。因故，我刚进他实验室时，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有意图，对他答非所问自然是免不了的事。

记得1993年5月21日那天，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结束时，我导师无不善意地和我开玩笑：“那谁呀，你说咱俩多不易。你来我实验室一年之后，咱俩才彻底地明白彼此，不再发生交流误会。” 听后，我开怀大笑。是啊，我也不愿意答非所问呀，谁让咱听不懂那圭亚那口音的英语呢。无独有偶，有一次，在我泡了两年多的实验室里，一位刚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在和我老板谈课题时，他也大大方方地对我导师来了好几个答非所问。我猜测，这中国哥们肯定也是让我老板的口音给转晕了。

我这人有个缺点，每当听到别人说话跑题或者南辕北辙时，我特别想笑。这毛病是我上高中时落下的。有一次，高中的语文老师读错了一个字，我窃笑了一下。就这么一偷偷，竟让严厉的女老师听到了，搞得她很生气。有了这个教训后，以后，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，我基本能憋着不出声。这一点儿，美国教授和美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值得我学习，他们和我交谈时表现出来的高度耐心，让我很感动。

那天，虽然我听懂了我导师对那位中国哥们的提问，但我实在不好意思替中国同学纠正，我活生生地听他们俩比划了半天，迷路后终于返回了正轨。我写这些，并不是我想埋汰这位中国哥们。举此例子，无非想说明，大家初来异国，答非所问在所难免。我刚来美国时，肯定有很多次对我导师答非所问的时候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我这样傻过，别人也和我一样傻过。既然如此，谁都不用笑话谁，只要我们不一直傻下去就行。

语言休克期虽然让人觉得难受，但它就像高山反应大脑暂时缺氧似的，适应一下很快就会过去。那些和日常生活交流有关的口语，比如水电煤气垃圾电话以及房东等杂事，咱多说几次就利索了。其实，我感觉，最大的语言障碍是应付课堂上美国教授哇拉哇拉的没完没了。还有，时不时的课堂报告 (presentation) 也会让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像遇到悬崖陡壁一样的无助(将另起炉灶写一文)。

关于上课这事，我们还算幸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那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是位口齿特别清晰，嗓门特别洪亮，不带任何口音的美国教授。在我看来，这位名为塔可的生化教授具有四大特点：声音大，个子大，脸盘大，眼睛大。每次他往讲台那一站，我经常想起我们辽宁的话剧演员李默然同志。1986年我在母校的大礼堂里，就有幸欣赏过他的即兴表演，对他洪亮的声音我至今记忆尤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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